全国模范教师过振：倾心做好一件事

过振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光学工程一级学科带头人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光电子技术专业组成员，973项目专家组专家，全国模范教师。
倾心做好一件事
——光电子专家、全国模范教师过振教授的学术历程
62岁的过振马不停蹄。在接受采访前的一周之内，先后应邀参加了中科院某研究所的项目中期评审会、清华大学的项目验收会和某部委的比测评审会，日程紧张。几十年如一日，他的心思都在自己钟爱的光电子研究上，他用自己的执着诠释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勤奋。
　　62岁的过振睿智严谨。在同行眼里，他是本领域的权威专家。但他却说：“我最关心研究结果是否真实可靠，我仅仅对事实及数据的准确性负责。”言语中浸透的是一个科研工作者严格认真的态度和扎实细致的作风。
　　62岁的过振充满自信。他不喜欢说“我”，而喜欢自称“过振”，他说：“搞DPL（激光二极管泵浦固体激光器）的，国内同行都信任我过振。”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底气的，而这种底气源自一个学者深厚的学养。
　　1970年初，24岁的过振从清华大学毕业，在西北煤城铜川市开始了他历时8年、艰难煎熬的职业起步阶段。
　　这个特殊年代的清华高材生修理过收音机，维护过广播设备，生产过舌簧喇叭，架设过电视塔，也在农村生产队蹲点一年。科学春天的到来成为过振人生命运的转折点，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又戏剧般地重返大学校园“回炉”学习，这也成为过振学术生涯的真正起点……
　　青葱岁月，短暂却幸福的清华时光
　　1946年11月，过振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他的父亲是新中国的一名石油工作者，他们全家也跟随父亲辗转全国各地。
　　1965年高考时，过振是湖北沙市一中的应届高中生。那时，新中国的原子弹刚刚试爆成功，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，过振的理想是当一名核物理专家，去造原子弹。因此，过振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。当年9月，这个成绩超级棒，数学、物理竞赛总获奖的年轻人终于如愿以偿，进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园学习。
　　在清华，过振特别勤奋，他经常早早就去图书馆自习——在这里，他进入了一个忘我的世界。“我数学比较好，是数学课代表，学习不是很吃力，学得很轻松，生活非常简单。”很多年以后，过振这样回忆当年短暂却又幸福的清华生活。
　　然而，命运总爱捉弄人！在清华还不到一年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，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，过振的学习生活不得不暂时告一段落。
　　“1968年，学校开始武斗，呆下去会有危险。那年春天，我回到了湖北。我随身带了很多书，二年级的书是全套的。回到家里以后，父亲正在接受审查，气氛比较沉闷，我无事可做，就在家里自学，把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书都学完了，《理论力学》《材料力学》等四大力学都是自学的。”
　　这就是过振，即便是在看不见出路、毫无希望的艰难岁月，也是以对知识的追求来充实自己宝贵的青春时光。
　　等局势稍微稳定之后，过振又回到了清华。但这时的学校仍无学习的风气，他就利用闲暇，学习组装收音机，单管的、四管的、八管的等等，谁曾料想，这点小技术居然在刚参加工作时成就了他。
　　“在清华，最值得回忆的是大四跟着安继刚老师做科研，”过振略显激动地说，“1969年复习功课闹革命，我当时机会比较好，留在学校搞科研。总共参加了两个项目的研究，做的都是电离室，前前后后干了一年半。”
　　这段日子里，过振经常早上6点就坐车从清华赶往昌平，下车后再步行2公里，一般11点左右才能到达工作地点，下午还得赶6点钟的车回学校。就这样，带着年轻人的冲劲，他抓紧分分秒秒的宝贵时间，从设计、制图、加工，到装配、联调、测试，两个项目下来，过振对科研工作及其基本阶段有了切身的体验。
　　“这是一个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，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，我一辈子都从中受益。”过振说。
　　铜川8年，难以忘怀的记忆
　　1970年3月，65级的学生全部提前半年毕业。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，过振失去了留校工作的机会。在与本班同学毕业聚餐之后，他与同系的另外4名同学一起打点行装，登上发往古城西安的列车。
　　“我们班有的同学被安排去了贵州、江西等地插队，就我一个人来了西安。我们原本都是打算搞核物理的，没想到毕业分配把大家的命运完全改变了。”40年过去，过振对当时的情境依旧记忆犹新。
　　5名热血青年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高等学校毕业生办公室报到后，便不得不接受“命运”的安排而各奔东西。
　　“我是去铜川的3个难兄难弟之一！”过振回忆说，“西安到铜川，150公里的路程，火车走了5个小时，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……”
　　过振的工作单位是铜川市广播站服务部。这是一个建在半山腰的有线广播站，除少量自办节目外，只负责转播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。广播站服务部其实就是一个修喇叭和收音机的地方。在这里，过振开始了他8年的铜川生活。而当年在清华锻炼出的动手能力，让这个年轻人迅速在这座北方煤城里脱颖而出。
　　当时收音机比较难修，因为要用电台的信号作为基准频率进行调节，但每天下午4点以后，中央台540千赫就停止广播，没有低端信号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过振建议购买了低频和高频发生器。这样一来，即便没有电台信号，也照样能够调节收音机的高低频了。“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，大家都开始觉得，过振挺管用！”过振回忆说。
　　过振在铜川做的第二件有影响的事情是生产舌簧喇叭。舌簧喇叭的主要零部件包括磁钢、线圈和壳子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解决这些问题，一个比一个难。然而，当年在清华的科研经历派上了用场，过振不但联系工厂设计加工模具，压制出壳子，而且寻找机会，使铜川广播站从西安某仪器厂无偿调拨到了一大批漆包线，大大降低了舌簧喇叭的成本。
　　“我们做的舌簧喇叭价格不到市场一半，使有线广播普及到铜川市每家每户。这些事情做完后，人家开始对过振刮目相看。后来，我们还设计制作了两台功率为500瓦的扩音机，比外购的还好用！”谈到往事，过振很有几分得意。
　　70年代初，电视开始出现在中国大地上。过振在铜川做的第三件事，就与电视有关。当时，铜川市没有电视信号，市里决定要建设一个电视转播台，并且要求在73年的5月1日正式实现转播。
　　正在热恋中的过振接到了筹建电视转播台的任务。为此，他推迟了原本计划好的婚期，开始为电视塔选址、选拔工作人员、购买设备而忙碌。为解决电视发射机天线和双功器的问题，他前往延安、汉中电视转播台学习考察，回来以后，在铜川某工厂设计加工了双功器和天线……一年多的艰辛和付出，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，任务如期完成——铜川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建设的电视转播台开始工作，铜川人民第一次看上了电视节目。这一年，过振才28岁！
　　之后，过振前后在电视转播台所在的山顶呆了3年，又到农村蹲点1年。“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，每天要到各家吃派饭，好的人家才有面条、盐和醋。苦日子我不害怕，再苦也能够过，但往往静下来时总觉得缺点什么？！”经历过生活磨砺的过振如是说。